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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nd & 4th Monday

路德激起的千重浪，星星之火可燎原，宗教改革之風遍及歐洲多國，南北形勢分野逐漸形成，德國、法國、瑞士、荷蘭、英格蘭、蘇格蘭及挪威等北歐國家，誓反教或抗議教 (Protestantism) 或基督新教在這些國家誕生與發展。

宗教改革的出現，存在「蝴蝶效應」。不單止源於路德，其他若干個新教的宗派，由於帶領者同時感到改革的需要，又間接地受路德的影響，各自衍生自成一格的新教宗派。

法國的加爾文 (John Calvin, 1509-1564) 本身不是神職人士，專研法律與神學，當他認真地度基督信仰生活時，竟產生改革教會的念頭。當路德派傳至法國，掠奪聖堂、搗毀聖母像及聖人像時，法王展開追捕誓反教教徒的行動。加爾文遂逃離巴黎，首先在法國其他地方鼓吹宗教改革，後避難至瑞士，並遷至日內瓦。

在日內瓦逾二十年間，建立「改革宗派」及「長老會」議會制度。日內瓦被新教徒視為改教的模範城，一度被稱為「基督新教的羅馬」；加爾文撰寫的《基督教要義》(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)，被後世加爾文教派奉為經典。

但其中關於預定論的創見，實有商榷的地方。加爾文的預定論指出，天主預定了一些人獲救，這些被選上的人，他們被拯救不是出於自己的努力，而是天主的揀選。換句話說，有人被預定被拯救，有人則不被拯救！對於加爾文的預定論，近代出現另一論釋版本，認為他的預定論一直被誤解，不合乎他的原意。

比加爾文的改革派來得更激烈更徹底的，是來自荷蘭的慈運理 (Zwingli, 1484-1531)。他的重點發展在蘇黎世，亞洲信友對他不算熟悉。慈運理曾是神父，1523 年發動宗教改革，所有「形象化」的象徵或標記如聖像、苦像、祭台、修道人守獨身、齋戒等一律摒棄，甚至不承認彌撒、聖體及聖洗。他認為這些純粹是紀念性，可有可無。

宗教與政治一直緊密相扣，新教出現後，當政者投向天主教或基督新教，直接影響該國的宗教生態以致信徒命運。1598 年，原屬於加爾文教派的法王亨利四世，簽署《南特詔書》(Edict of Nantes)，容許國民信仰自由，任何教派人士均可擔任公職，新教信徒甚至可擁有自衛的軍隊。

然而數十年後，有「太陽王」之稱的法王路易十四世 (Louis XIV) 頒布富「法蘭西主義」(Gallicanism) 的宣言，聲明限制教宗對法國教會事務的參與，十多年間周旋於與教宗的衝突致白熱化階段，最後路易十四無奈地讓步，以「一位天主，一個國王，一種法律，一個信仰」為原則，希望重建法國宗教的統一。以統一信仰作大前提，他於 1685 年斷然廢除八十七年前的《南特詔書》，隨之新教教徒被迫害，促使有二十萬教徒逃難往荷蘭、德國及英國等地。

一個世紀之間，天主教與基督新教陣營壁壘分明，演變不少宗教戰爭，包括 1572 年巴黎聖巴托洛繆大屠殺 (St Bartholomew’s Night Massacre in Paris) 及三十年恐怖戰爭 (1618-1648)。事實上，所謂宗教戰爭，摻雜濃烈的政治色彩，宗教只能算是附屬因素，脫離宗教信仰的本質，又或朝相反方向進行。(微風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