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主的慈悲與公義 (一)
天主在人的混亂黑暗中注入了秩序,注入了光,而這光就是耶穌基督,祂給我們充滿光明的新生。
天主在人的混亂黑暗中注入了秩序,注入了光,而這光就是耶穌基督,祂給我們充滿光明的新生。
— 教會 2000+ (38) — 2nd & 4th Monday 路德激起的千重浪,星星之火可燎原,宗教改革之風遍及歐洲多國,南北形勢分野逐漸形成,德國、法國、瑞士、荷蘭、英格蘭、蘇格蘭及挪威等北歐國家,誓反教或抗議教 (Protestantism) 或基督新教在這些國家誕生與發展。 宗教改革的出現,存在「蝴蝶效應」。不單止源於路德,其他若干個新教的宗派,由於帶領者同時感到改革的需要,又間接地受路德的影響,各自衍生自成一格的新教宗派。 法國的加爾文 (John Calvin, 1509-1564) 本身不是神職人士,專研法律與神學,當他認真地度基督信仰生活時,竟產生改革教會的念頭。當路德派傳至法國,掠奪聖堂、搗毀聖母像及聖人像時,法王展開追捕誓反教教徒的行動。加爾文遂逃離巴黎,首先在法國其他地方鼓吹宗教改革,後避難至瑞士,並遷至日內瓦。 在日內瓦逾二十年間,建立「改革宗派」及「長老會」議會制度。日內瓦被新教徒視為改教的模範城,一度被稱為「基督新教的羅馬」;加爾文撰寫的《基督教要義》(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),被後世加爾文教派奉為經典。 但其中關於預定論的創見,實有商榷的地方。加爾文的預定論指出,天主預定了一些人獲救,這些被選上的人,他們被拯救不是出於自己的努力,而是天主的揀選。換句話說,有人被預定被拯救,有人則不被拯救!對於加爾文的預定論,近代出現另一論釋版本,認為他的預定論一直被誤解,不合乎他的原意。 比加爾文的改革派來得更激烈更徹底的,是來自荷蘭的慈運理 (Zwingli, 1484-1531)。他的重點發展在蘇黎世,亞洲信友對他不算熟悉。慈運理曾是神父,1523 年發動宗教改革,所有「形象化」的象徵或標記如聖像、苦像、祭台、修道人守獨身、齋戒等一律摒棄,甚至不承認彌撒、聖體及聖洗。他認為這些純粹是紀念性,可有可無。 宗教與政治一直緊密相扣,新教出現後,當政者投向天主教或基督新教,直接影響該國的宗教生態以致信徒命運。1598 年,原屬於加爾文教派的法王亨利四世,簽署《南特詔書》(Edict of Nantes),容許國民信仰自由,任何教派人士均可擔任公職,新教信徒甚至可擁有自衛的軍隊。 然而數十年後,有「太陽王」之稱的法王路易十四世 (Louis XIV) 頒布富「法蘭西主義」(Gallicanism) 的宣言,聲明限制教宗對法國教會事務的參與,十多年間周旋於與教宗的衝突致白熱化階段,最後路易十四無奈地讓步,以「一位天主,一個國王,一種法律,一個信仰」為原則,希望重建法國宗教的統一。以統一信仰作大前提,他於 1685 年斷然廢除八十七年前的《南特詔書》,隨之新教教徒被迫害,促使有二十萬教徒逃難往荷蘭、德國及英國等地。 一個世紀之間,天主教與基督新教陣營壁壘分明,演變不少宗教戰爭,包括 1572 年巴黎聖巴托洛繆大屠殺 (St Bartholomew’s Night Massacre in Paris) 及三十年恐怖戰爭 (1618-1648)。事實上,所謂宗教戰爭,摻雜濃烈的政治色彩,宗教只能算是附屬因素,脫離宗教信仰的本質,又或朝相反方向進行。(微風)
釐清了誰是生命的物主,自然對於現在爭論不休的生命倫理問題,有一個清晰的答案。
有形式上的相聚,反而更迫切地提醒我,相聚的內容及意義,到底是什麼呢?
要明白罪惡和天主慈悲的關係是一個過程,不是光憑理智可以達到,它需要心靈的體會,重要的不是過程的長短而是開放的心和不懈的追尋。
新冠肺炎的疫情不知何時才會結束,在沒有公開彌撒的日子,就讓我們以對聖體的渴望,以信望愛三德,去彌補不能團聚,不能實領聖體的欠缺吧!
天主教下一波遭受的迫害,是「禮儀之爭」。結果是換來康熙帝的禁教,但是,這一波的禁教,不能完全怪責康熙帝,教廷也要負上責任。
— 教會 2000+(37) — 2nd & 4th Monday 1517 年,馬丁路德 (Martin Luther) ——奧斯定會神父及威丁堡大學神學教授,在威丁堡聖堂門上,張貼九十五條論綱 (Ninety-five Theses),強烈譴責天主教會販賣贖罪券,他認為贖罪券形同教友可購買天主的恩寵,嚴重扭曲恩寵神學的真義,難道上主的恩寵不是白白施予的嗎! 他又否定教會有赦罪權,煉獄亦不存在。這一「貼」,隨即激起千重浪,10 月 31 日儼如宗教改革甚至是裂教的序幕之日。 裂教或另立新教,絕非路德的原意。那時各界掀起的激蕩回應,完全是他始料未及。 早於路德之前,呼籲教會改革的聲音如箭在弦,不少教友、人文學者對神職人員糜爛鬆散的生活大感不屑,「路德孵化埃拉斯木生產的路德孵化埃拉斯木生產的蛋。」(Luther hatched the egg that Erasmus had laid.) 比喻貼切。往後的發展,包括誓反教或基督新教 (Protestant Reformation) 的出現,其他更激烈的改革派的衍生,如加爾文派 (John Calvin)、胡格諾派 (Huguenots) 及慈運理派 (Zwingli) 等,均以「有機的」(organic) 情況紛紛冒起。 為何路德的論綱發表,足以激起千萬浪花,深受德國以致全歐洲歡迎及迴應?霎時間,路德彷彿成為德國人民心中的民族英雄。究其原因,除了大家對教會改革趨之若鶩,政治與利益衝突的摻雜自然避免不了。德國人早因教廷徵收重稅而怨聲載道,貴族覬覦教會的土地,是他們利益之爭。人們擁護路德,促使他另立新教,箇中因素並不純粹。 比那時早半個世紀誕生的古騰堡活版印刷,至十六世紀初逐漸普遍,大大加速訊息的傳遞,擴闊普及性;印刷品取代藏於博物館的珍貴手抄本,變成主導。民智漸開,識字的人略有提升,這也是路德言論能夠被廣傳的有利條件。 路德的衝勁及歷史爆炸性,不單止規限於對贖罪劵的譴責,也源於他呼籲教會回到耶穌基督的福音本身,他從聖經、特別是保祿身上感受到生活的福音,由此引伸至基督新教的四個唯獨——唯獨聖經、唯獨基督、唯獨恩寵及唯獨信德。(微風)
靈修的最終目的是成聖。在現世短暫的生命裡,我們擁有天主子女尊貴的身份,靈修之路是由自我中心走向天主。
湯若望年紀已大,受了這折磨後,只多活一年,便離開人世了。死時七十五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