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旬期反思-捨得、放下
其實這捨得、放下,不單關四旬期的事,耶穌宣告天國來臨时就已經包含在內了。
其實這捨得、放下,不單關四旬期的事,耶穌宣告天國來臨时就已經包含在內了。
聖體聖事的神秘性,思索多少也不能明白,但我們不必理智明白,而需喜悅地領受。
為了基督的緣故,我願意接受面對信仰當中的起起伏伏,不如意事、受傷害的經驗,為了基督,不是為自己。
因為愛,她願意付出時間精力金錢;因為愛,她願意同行陪伴;因為愛,她願意打破行政規矩。
經過嚴厲的雍正及相對寬容的乾隆後,便到嘉慶。嘉慶帝延續了禁教的政策,傳教士於是轉為秘密活動,起初朝廷也不知道。
當然,我們不應狂妄自大,要認識自己的有限,信賴上主,承認並接受自己的弱點,才能用它來愛主愛人,彰顯天主的德能。
2021年2月7日常年期第五主日,香港教區因應疫情令教友無法領受聖體,開始新措施,讓教友回到聖堂領受聖體。本文是作者對該日的情況的觀察與感想。
在乾隆之前,雍正帝是較為嚴厲對待天主教。雍正年間,有教案三件。
天主在人的混亂黑暗中注入了秩序,注入了光,而這光就是耶穌基督,祂給我們充滿光明的新生。
— 教會 2000+ (38) — 2nd & 4th Monday 路德激起的千重浪,星星之火可燎原,宗教改革之風遍及歐洲多國,南北形勢分野逐漸形成,德國、法國、瑞士、荷蘭、英格蘭、蘇格蘭及挪威等北歐國家,誓反教或抗議教 (Protestantism) 或基督新教在這些國家誕生與發展。 宗教改革的出現,存在「蝴蝶效應」。不單止源於路德,其他若干個新教的宗派,由於帶領者同時感到改革的需要,又間接地受路德的影響,各自衍生自成一格的新教宗派。 法國的加爾文 (John Calvin, 1509-1564) 本身不是神職人士,專研法律與神學,當他認真地度基督信仰生活時,竟產生改革教會的念頭。當路德派傳至法國,掠奪聖堂、搗毀聖母像及聖人像時,法王展開追捕誓反教教徒的行動。加爾文遂逃離巴黎,首先在法國其他地方鼓吹宗教改革,後避難至瑞士,並遷至日內瓦。 在日內瓦逾二十年間,建立「改革宗派」及「長老會」議會制度。日內瓦被新教徒視為改教的模範城,一度被稱為「基督新教的羅馬」;加爾文撰寫的《基督教要義》(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),被後世加爾文教派奉為經典。 但其中關於預定論的創見,實有商榷的地方。加爾文的預定論指出,天主預定了一些人獲救,這些被選上的人,他們被拯救不是出於自己的努力,而是天主的揀選。換句話說,有人被預定被拯救,有人則不被拯救!對於加爾文的預定論,近代出現另一論釋版本,認為他的預定論一直被誤解,不合乎他的原意。 比加爾文的改革派來得更激烈更徹底的,是來自荷蘭的慈運理 (Zwingli, 1484-1531)。他的重點發展在蘇黎世,亞洲信友對他不算熟悉。慈運理曾是神父,1523 年發動宗教改革,所有「形象化」的象徵或標記如聖像、苦像、祭台、修道人守獨身、齋戒等一律摒棄,甚至不承認彌撒、聖體及聖洗。他認為這些純粹是紀念性,可有可無。 宗教與政治一直緊密相扣,新教出現後,當政者投向天主教或基督新教,直接影響該國的宗教生態以致信徒命運。1598 年,原屬於加爾文教派的法王亨利四世,簽署《南特詔書》(Edict of Nantes),容許國民信仰自由,任何教派人士均可擔任公職,新教信徒甚至可擁有自衛的軍隊。 然而數十年後,有「太陽王」之稱的法王路易十四世 (Louis XIV) 頒布富「法蘭西主義」(Gallicanism) 的宣言,聲明限制教宗對法國教會事務的參與,十多年間周旋於與教宗的衝突致白熱化階段,最後路易十四無奈地讓步,以「一位天主,一個國王,一種法律,一個信仰」為原則,希望重建法國宗教的統一。以統一信仰作大前提,他於 1685 年斷然廢除八十七年前的《南特詔書》,隨之新教教徒被迫害,促使有二十萬教徒逃難往荷蘭、德國及英國等地。 一個世紀之間,天主教與基督新教陣營壁壘分明,演變不少宗教戰爭,包括 1572 年巴黎聖巴托洛繆大屠殺 (St Bartholomew’s Night Massacre in Paris) 及三十年恐怖戰爭 (1618-1648)。事實上,所謂宗教戰爭,摻雜濃烈的政治色彩,宗教只能算是附屬因素,脫離宗教信仰的本質,又或朝相反方向進行。(微風)